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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美术的守护者――王树村

1923年,王树村出生在天津杨柳青镇。杨柳青是中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那里的郊区良田四野,草木葱郁,杨柳依依。明代以来这里就是京杭大运河运粮输米的必经之地,漕运发达,镇上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书场茶肆座无虚席,客栈戏楼灯红酒绿。杨柳青的年画更是闻名全国,整个镇子“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著名的齐健隆、戴连增画店就坐落在此。清代,杨柳青年画达到了鼎盛时期,经济实力强大的齐、戴画店出重金请来了钱惠安、徐白斋等著名人物画家,为画店出样稿,由于高水平画家参与年画的创作,再加上天津毗连北京,故画样多受文人画和宫廷趣味的影响,不但种类丰富,而且造型精确,表现细腻,色彩柔和典雅。成为全国最著名、艺术水平最高的年画产地。

  画店如此,杨柳青镇其他民间艺术也闻名遐迩。如有任文鸿的剪纸窗花,高家的挂钱、花样子,娃娃李的泥塑戏人,杨掌作的彩扎花灯,任子玉的纸扎及文泰裕的纸祃等,民间戏曲如秦腔、京剧也经常在戏楼上演。杨柳青,犹如一个民间艺术的大花园,给少年时代的王树村良好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对这些传统的民间艺术流连忘返。王树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地受着艺术的熏陶长大的。

  据王树村回忆,仅他少年时所见的木版年画样就有两百余种,皆不重样。由于父辈经商,家中尚有余力送他上学,课余又常去私塾学习古文,他印象最深的是陶潜两首诗中“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守阴,念此使人惧”和“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几句。

  当时,正逢日本占领东三省,又在天津不断制造事端,少年时代的王树村目睹日本特务在杨柳青横行霸道,开设毒品店、当铺、掠夺当地木版年画的恶行。学校教师在学生中宣讲救国思想,使王树村从小就对民族文化产生了特殊感情,决心为保护民族文化做出自己的努力。他曾以“一个人要在社会上做出一点救国的事,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才算是一个中国人,不然等于一个残废人”的作文内容,获得了考试第一名,也由此产生了“前途当几许”的感慨,于是更加珍惜时间,决心用自己的方式为保护祖国文化做出贡献。

  1937年前,杨柳青南乡和河北宁河县东丰台的年画版被日本人劫运到奉天(今沈阳)充当“满洲帝国”文化。抗战爆发后,他耳闻目睹了民间艺术被掠夺、被毁灭、被糟踏的噩运,悲愤万分。于是,决心与日本人打一场争夺年画的战争。由于叔父等亲属的大力帮助,王树村开始拼命收集民间年画。没多久,旧样粉本和画版达到近千件。

  抗战胜利了,王树村看到投降后的日侨在天津抛售的书画中有不少中国民间艺术书刊,其中有日本人出版的《支那古版画图录》、《支那陶瓷艺术》、《支那版画史概观》等书。年仅22岁的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愤懑之情:我们自己的艺术为什么让日本人去出书呢?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研究自己的民间艺术呢? 从此,王树村萌发了著书立说,传扬民族艺术的梦想。

  抗战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随后的国民党军队开进了杨柳青,内战开始了。国民党军为修筑防御工事,拆庙破屋,把画店主人遗弃的画版拿来修岗楼,王树村见状,向其诉说墨线版是文化遗产,终于获准把一些有意义的画版拿回收藏。

  1949年,王树村进入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大学美术系学习,解放后又赴中央美院学习绘画和艺术理论,后在《美术》杂志编辑部工作。然而,他仍痴迷于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以至于无暇顾及已达到相当功力的绘画艺术。在他看来,花鸟山水只能抒发个人的情感,而从事这些被人视而不见、未被美术史家们涉猎的民间艺术的收集研究则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更高的文化价值。于是,只要有空,他就跑遍北京的各个古文化街、旧货市场和破烂市。在他那集体宿舍的屋角、床板下堆满了他从各地收集来的年画、水陆画、佛经版画及民窑旧瓷、泥人陶佛等民间美术品,品类广泛,无所不包。他忍受着别人的嘲讽,依旧锲而不舍地收集着、研究着。

  那些年里,他没存过一分钱,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他仍穿着带有补丁的衣服,他寄信从不用新信封,只把旧信封翻过来再用。这种近于刻薄的节俭,却让王树村在没花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收集到了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传统民间美术品种。以年画为例,家乡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山东的聊城、维坊;福建的泉州、漳州;广东泉州;云南大理、昆明;四川的绵竹、夹江、梁平(今重庆);山西临汾、大同;陕西凤翔、汉中;河南开封、朱仙镇;河北武强、宁河;……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一路收集,至今年已83岁,依然故我,所到之地,不获几件藏品,没有相关收获,绝不善罢甘休。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国家对年画进行过普查,王树村所在的单位于1953年成立了中国民族美术研究所。他和同事一起,奔赴全国,为单位收集有价值的美术作品,在如今是中国美术三大宝库之一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的珍贵馆藏中,就有当年王树村等先生收集到的大量传统年画精品和一大批当代大家的作品。

  王树村花了多少时间、心血,没有人做过统计。一块烂成碎纸的年画粉本,在他的精心装裱之下,一切完好如初;一团皱如乱麻的剪纸被他修复得棱角分明,线条流畅。对这些历经战乱、水患、火灾、节衣缩食保存下来的民间艺术品,他视若至珍,同时开始实施青年时代立下的著书立说的宏愿。1959年,全部出自他藏品的百余幅年画精品画册《杨柳青年画资料集》出版了,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彩印年画集,次年荣获莱比锡国际书展银质奖,接着他又出版了《京剧版画》、《太平天国版画》等。

  正当他兴致勃勃地要把他的藏品进行研究整理、出版之时,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在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里,他历尽艰辛收集的民间艺术都成了封建迷信品,他的著作被当作“毒草”,受到批判。随后的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了,为了让这批贵如生命的民艺珍品保留下来,他冒着生命危险,在 196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悄悄请了一位可靠的司机,把这些藏品装了一卡车,偷运回老家杨柳青,藏进一个大柴禾垛里。他坚信自己走的是一条正路,是对祖国文化有贡献的路。他心急如焚,期待有那么一天,这些真正的传统文化瑰宝会得见天日。正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粉碎“四人帮”后,王树村迎来了他研究生涯的春天,他拼命地工作,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把手中收藏的藏品全部整理、出版,他想让世人知道,中国的民间艺术的根在中国,研究民间艺术的专家也在中国。他的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他成名了,一时间,澳大利亚、前苏联、香港、美国、日本、欧洲相继邀请他出访讲学,他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人们的敬重,他的社会职务多了起来,但这一切对他来说不过是过眼云烟。

  走出国门的王树村在堪培拉美术馆看到―位英国记者收集到的186幅中国人民抗日题材版画,有种说不出的痛惜之情;而在列宁格勒为前苏联收藏的 5000余幅中国年画作鉴定时,看到中国现存最早的两张精美绝伦的版画《四美图》和《义勇武安王位》图时,又有谁能体味到他对祖国文物流失外域的极度酸楚呢?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加出色地工作。这份赤子之心感动了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他们主动把各地的民间美术品寄给他,这更激励了他的信心和决心。

  王树村把民间艺术的研究重点放在人物题材品种上,他强调的是英雄人物和圣人贤者“明劝戒,著升沉”辅翼道德的教育作用和人文内涵,这种思想一直贯穿于他的研究选题。他于九十年代初期完成的四卷本系列图书《关公百图》、《观音百图》、《孔子百图》和《钟馗百图》仍然把宗旨放在人物的正面教育意义上。关公的勇敢忠义、观音救难济世、孔于儒学的博大精深、钟馗尽斩世间百鬼的美好人性和道德导向,不正是他对祖国文化热爱之情的独特表达形式吗?

  王树村的民艺研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可谓是积厚而薄发,他把几十年的积累收藏奉献了出来,填补丁中国美术史中民间艺术研究上的一项项空白。这项开创性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用王树村先生的比喻,这如同在织一件毛衣,每个品类的具体研究还只是起了个头,而仅是这种起头的工作,他就一生也做不完。

  王树村认为史料的价值是第一位的,是留给后人的遗产、是永恒的,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切入点。为此,他的研究工作一直植根于资料,以史学家的态度和眼光梳理着、研究着中国的民间艺术。对于带有理论性的民间艺术画诀的研究和整理,也以他自己独有的形式,把它纳入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将它的起源上接二干多年前《韩非子》所论的“刻削之道”,下承唐代以来正统画史画论中中断了的人物画的画理画法。这就是他五十年代开始收集,1983年才得以出版的《中国民间画诀》一书,它填补了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的空白,是中国民间绘画史上难得的第一手绘画理论资料,这是他多年征集,自己忍饥挨饿,把粮钱送给病危的民间老艺人,感动了他们才换来的。过去在民间“宁赠一锭金,不撤一句春(画诀)”的画诀,终于成为世人共享的精神成果。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这就是最典型的以口传心授为特征,靠师徒相传的中国非物质遗产了。王树村的抢救工作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开始了。

  在民间艺术的分类学上,王树村主张将民间美术划分为纯民间美术和实用民间工艺美术两大系统,前者是偏重观赏性而较少实用性的传统手工艺术,如年画、剪纸、风筝、皮影、水陆画、人物容像(影像或写真像)、民间泥塑、玩具等;后者则是注重物用性的具有审美形式感的工艺品。有的学者主张把纯民间美术作为整个民间工艺美术大范畴中的一类,把两者视为隶属关系,王树村的主张不同于此,而是将两者视为一种并列关系,这犹如美术学院与工艺美术学院的并置关系。这种分法,更直接地把民间美术纳入了艺术史的系统,是一种文学家和美术学家的眼光和治学方式。

  王树村认为,民间美术既是美术的表现形式,又是整个民族心理和审美观念并存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既是一种层面文化,又是独立的艺术形式,应该分而治之,又需要做宏观整合。王树村还把分类学引入了更为具体的进深层次,在年画这一民间美术的最大一宗艺术中,又根据其功能下列门神、纸祃、灯屏画、月份牌、佛经版画、戏出画、吉祥画、风俗画等项。

  对于品种众多的民间美术的研究,王树村有自己的步骤和安排,他分类整理它们,开始织他那巨大的毛衣,率先在中国开始了民间美术学科的建设工作。除了极好的记忆力之外,王树村的造诣全部归功于他的心血和勤奋,他对民间美术的痴迷伴随了他的一生,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他热爱的民间美术。

  他的治学极为严谨,每一个论断,某一个品种的源起、流布、演变、传承的推断定论,务求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找出论据,疏理出发展脉络。对于有用的资料,他都随时拿出笔纸记下。为了研究年画中最早的门神的起源,他从《汉书·广川王去疾传》中记载的“殿门画成庆,短衣大挎长剑”的文字中,考证出汉代已有了门上刻画武士像为守门将军的习俗,继而又从《唐故事》、宋代的《东京梦华录》、《画继》、《武林旧事》等书中找到了中国历代年画的发展脉络和不同称渭。为了考证“年画”一词的出处,他一直查阅到清末的史料,终于从道光年间李光庭的《乡言解颐》一书中所载“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的文字中找出了这一名词。

  王树村的成就为他和祖国的民间艺术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现在世界上已有十几个国家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为他建立了个人档案,前来拜访求教、采访的专家、记者外宾络绎不绝。有的外宾慕名前来,想以重金收藏他的藏品,一次一位日本留学生带来满满一书包人民币要买王先生的一张年画,他婉言谢绝了,他说:“我现在保存的这些作品都是为国家保存的,很抱歉、不能卖给你。”这样的事发生了多次,而他则用幽默的口吻说:他们拿着一迭每张都一样的人民币、美元来买我没有重样的画,这怎么行呢?然而,这句话的背后又有着多少让人心酸的故事呢。他曾为天津艺术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捐赠了许多他收藏的珍品,今后如有可能,他希望把他的藏品办一个博物馆,向世人展示中国民族艺术最辉煌的一章。这也是他这位东方之子对祖国的―片挚爱的表达形式。

  进入二十一世纪,年逾八十的王树村已经出版了近60部著作,但他至今仍每日奋笔疾书,笔耕不缀。他带着重病,住院期间仍与来自日本的中国民间年画收藏者交流,为之收藏做鉴定。2003年,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全面开展起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整理得到了政府的关注和支持,政府主导下的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全面展开了。王树村晚年赶上了这样的文化盛事,这是他一生所期望的,照比他当年处于地下状态的收藏和研究,如今的环境和政策让他心生无限感慨。他不顾自己重病在身,参加各种会议,为保护民间艺术大声呼吁,献计献策。

  他多次亲赴家乡,为杨柳青年画社的藏品做鉴定和研究。他被人称为“国宝”和“民族文化英雄”。而他自己却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就不能自立,不用别人打到,自己就会倒。民族民间文化是我们的脊梁,有了脊梁人才能不倒,才立得住。王树村以他自己的一生,以他与民间美术七十年的缘分和卓越成就确立了他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实践了他少年时代的报国之梦。

(责任编辑:Art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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